1.题目：Import Competi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作者：Liu,Qing（中国人民大学）、吕若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Lu,Yi（清华大学）、Tuan Anh Luong（De Montfort University, UK）

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21年6月

竞争如何影响创新是自熊彼特（1942）以来经济学中的经典重大问题，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近些年更是重新成为学术与政策研究的一大热点。其中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理论机制，即熊彼特效应、竞争逃逸效应、偏好效应与要素陷阱效应。基于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Shu and Steinwender, 2019）。进口竞争则比国内市场竞争更复杂，不仅有竞争效应，还有潜在的跨国技术溢出效应，是第五种潜在作用机制。

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的进口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方面将溢出效应引入标准的贸易模型，允许企业对产品质量进行内生性选择，建立了包含溢出效应的竞争与创新的理论模型。另一方面，把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探究基于关税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而对上述五种不同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存在熊彼特效应、经理人偏好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但未发现竞争逃逸效应与要素陷阱效应。其总体效应表现为进口竞争减少了企业创新，同时存在着行业异质性、企业生产力异质性与创新类型的异质性。这意味着政策设计需要正视不同的作用机制，以最大化进口竞争的正面影响、最小化负面影响。例如，进口竞争可能会损害基础性的企业创新；但与此同时，跨国厂商的加入却会为国内企业的创新带来较大的溢出效应，尤其在设计新型的创新上。制定政策时，需要加以综合考虑。

2.题目：Effects of local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use on citizen compliance during a crisis: Evidence from the COVID-19 crisis in China

作者：江汉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谈球吧（中国）官方网站）、唐啸（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2年在线发表

提高公民遵从性（citizen compliance）是公共行政的一个主要目标，并且危机时期显得更为重要。尽管社交媒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政府机构广泛使用，但仍不清楚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能帮助地方政府提高公民遵从性，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的遵从性。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新冠疫情的流行期间显得更为重要。对抗疫情危机的关键是公民对政府政策的配合程度，如何能够快速、有效和低成本地提高公民对政府权威的信赖，提高对如居家隔离等政策的公民遵从性，已经成为最具有现实价值和应用意义的公共管理研究问题。

本文以新冠疫情初期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使用社交媒体的经验作为具体研究情景，讨论了政府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供给内容对公民政策遵从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社交媒体的使用通过信息供给加强了公民对自我利益的认知，同时发挥社交媒体的政府-公民的合供属性以赋予公民参与感，加强了公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由此将提升公民在现实中的政策遵从性。研究还发现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内容具有差异性影响，不同信息供给的效果并不相同，同时上述因果效应在不同的城市具有异质性影响。

具体而言，研究收集了189个地级市官方微博账号在2020年1月1日至3月15日的发帖数据，使用大数据方法识别新冠疫情相关的原创微博主题和内容。研究以城市人口市内流动指数作为公民遵从性的代理变量，用以测量公民现实中是否遵守社交距离的相关政策。研究首先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地方政府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内容对公民政策遵从性的影响。进一步针对最大的实证挑战——政府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研究创新性的采用地方政府官方微博账号所关注数（而非被关注数）与武汉封城前后日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排除了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研究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所发布的帖子包含地方危机情况和预防措施和政策这两大主题，后者主要充当上述因果效应的中介机制，前者并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研究检验了地方政府社交媒体发帖对不同城市公民遵从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人均GDP更高、公民受教育水平更高、互联网覆盖更广的城市，政府社交媒体关于新冠疫情的发帖对公民遵从性的影响更大。

3.题目：数字赋能可以纾解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吗？——资源视角的社区公共服务价值共创案例

作者：张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谈球吧（中国）官方网站）、贺欣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谈球吧（中国）官方网站）

期刊：《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1期

2035年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数字政府，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能做什么？我们要实现的不是当下阶段的“均等化”，而是未来在2035年的“均等化”。那么，数字技术驱动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分配正义的内涵会发生哪些迭代，现有数字技术赋能于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要素和机制中，面向未来可迭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可能性在哪里，是什么？

数字生态下技术驱动的公共服务合作供给（Technology-Enabled Co-Production）是结果导向、数据导向和需求导向的。总结已有文献的前瞻性思考，数字技术从三个向度革新了公共服务合作供给及均等化的实现。首先，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由区域支出水平之间的宽口径比较，转向在更小口径及至个体层面的精确匹配上。相应地，服务均等化的公平价值则从群体公平转向可被感知和测量的个体公平。其次，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对应性将不同界面与不同形态的治理领域转换成同一界面，形成了一种“连接性治理”，构建了异质性资源依存和高度整合的应用场景。以往依托不同界面的线性资源交换转换为整体性界面的多主体交叉性资源交换，为基于协作的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最后，服务的均等化从资源投入与支出的均等化转向结果的均等化，结果导向注重需求与供给的匹配程度，需要双方去定义、创造价值。

更小切口层次、更匹配、更具连接性和创新性，数字赋能是否可以纾解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在更小切口的社区层次探讨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着两个问题，如何从资源的角度解决财力差距/不足的问题，以及如何将资源投入转化为符合社区共同体需求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匹配性），提升获得感。

已有的公共服务合作供给和均等化的案例研究大多忽视了财力保障可持续性这一隐含条件和前提，因而在适用性上具有局限性。该研究范围限定于普惠性非基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能够覆盖和凸出财力资源不足和连带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两个传统因素。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匹配性是已有研究中常见的数字赋能问题，但向前递进性地探讨数字“赋能”之上的“创能”----即解决财力不足，则尚未得到更为深入的关注。

该研究以基于智慧社区平台的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数字赋能于基层协作创新，在社区切口层次通过金融机构主导的价值共创解决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服务供给不足的机制。研究发现：（1）全景式数字平台的整体性界面构建了价值共创主体互动和资源整合的应用场景。（2）数字界面的高频公共服务可以强化异质性资源的依存性，降低价值共创的外部性，形成价值增值共享的内部网络。（3）依托数字平台的价值共创可以提供更为匹配的公共服务，纾解社区切口层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

4.题目：Healthcare utilization at retirement in China

作者：周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谈球吧（中国）官方网站）、Karen Eggleston（斯坦福大学）、刘国恩（北京大学）

期刊：《Health Economics》2021年第11期

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医疗费用出现了持续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人口的老龄化。可预见的是，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未来医疗费用将出现持续增长。中国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早在两千年初期中国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而且已经成为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已经正式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来缓解老龄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压力。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退休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相应的政策调整在带来正面作用的同时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为退休人员提供更慷慨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在改善老年人养老质量的同时，可能带来道德风险或医疗资源浪费等问题，且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也会不一样。因此对退休政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对此，研究利用中国某代表性城市的医保报销数据，借助退休政策的外生性特点，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研究退休对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及分析潜在作用机制。对于医疗服务利用，我们主要从年度医疗总支出、分门诊和住院的医疗总支出和就诊次数进行衡量。我们发现退休在短期内对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医疗服务利用的增加主要源于门诊就诊次数的增加。我们并未发现退休对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此外，本文就退休对医疗服务利用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我们发现退休后时间机会成本下降、医疗价格降低、以及供给方诱导需求可能是主要的作用机制，而健康机制相对较弱。根据本文实证结果，我们认为控制单次就诊费用的同时控制年度总费用，同时利用守门人制度降低不必要的就诊，才能更加有效的控制退休后医疗费用的上涨。

5.题目：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否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

作者：郭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谈球吧（中国）官方网站）、肖有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1期

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长期以来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2013年以来，我国在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标志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最典型的跨国经济活动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净额都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在环境规制不断增强和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受到国内环境规制加强的影响值得探讨。本文使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显著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通过潜在机制的讨论，本文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满足“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进而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通过净效应的初步讨论，本文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目前仍旧占据主导地位。本文主要有两个贡献：（1）为环境规制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验证了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影响对外直接投资；（2）目前我国环境规制所发挥的创新激励效应仍旧不足，无法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转型的双赢局面。因此，未来要持续探索激发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创新产生的激励效应，进一步完善投资便利化的制度与措施，一方面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双碳目标，另一方面促进对外投资水平的增质提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6.题目：健康代际传递与机制分析

作者：李长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谈球吧（中国）官方网站）、杨智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薛畅（北京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期刊：《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6期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中国居民健康代际传递的作用程度和传递机制。结果发现:(1)中国居民家庭存在健康代际传递现象,父代健康水平对子代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父代健康水平越好,越能提高子代健康水平向上提升的概率。(2)健康代际传递程度在子代是否与父代同住、子代受教育程度、城乡和性别方面存在异质性。父代健康行为方式会对子代产生影响;子代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和大学及以上的健康代际传递程度较大;农村居民的健康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城市;女性高于男性。(3)健康代际传递的3条可观测路径共解释代际相关性的35.2%,父代健康水平的直接效应对健康代际传递的贡献率最大,提高父代健康认知有利于促进健康代际正向传递。因此,需要构建阻隔代际健康不良传递的机制,重视健康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提高全民健康的公共政策应以家庭为单位,促进家庭健康代际良性互动。